第21章 传道(中)
第二天一早,张文恭比平时早到了半个时辰。
他来的时候,天还没大亮。帐篷里黑着,任东还没起。他没进去,蹲在帐篷外面等着。过了一会儿,陈三畏也来了,手里拿着一卷账册。又过了一会儿,赵明义也来了,手里提着一个布包,里面是干粮。
三个人蹲在帐篷外面,谁都没说话。
天边刚有一线白的时候,帐篷里有了动静。任东咳嗽了一声,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。又过了一会儿,灯亮了。任东掀开帘子,看见三个人蹲在外面,愣了一下。
“你们干什么?”
“等先生讲课。”张文恭说。
任东看了他们一眼,没说什么,转身走回帐篷。三个人跟进去,各自找了位置坐下。任东点了一盏油灯,把茶壶放上炉子,水还没开。
“先生,昨天说到哪儿了?”陈三畏问。
任东想了想。
“说到信息。昨天讲了利益和信息。今天讲信任。”
水开了。任东把茶泡上,给三个人各倒了一碗。茶是新茶,蒙顶的明前,香气很浓。
“信任是什么?”任东端着茶碗,看着碗里的茶汤,“信任是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不会害他。信任不是天生的,是长出来的。你信一个人,是因为他做过让你信的事。他做一次,你信一分。他做十次,你信十分。信任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”
“那跟做事有什么关系?”赵明义问。
“关系大了。”任东说,“你让百姓分地,百姓不信你,觉得你是在骗他们。你怎么办?你先把地分了,把地契发下去。百姓拿到地契,还是不信。等他们种了一季,收了粮食,没人来抢,他们就信了。信任不是靠说的,是靠做的。你做出来了,他们就信了。”
张文恭在纸上记了几笔。他昨天说“不记”,但回去想了想,觉得不记不行。任东说的那些话,不听就忘了。听了不记,也忘了。记了不想,还是忘了。他得记,得想,得用。
“殿下在河北做的事,就是在攒信任。”任东说,“分地,攒一分。减税,攒一分。减徭役,攒一分。平粮价,攒一分。每一件事都是一分。攒够了十分,百姓就信他了。信他了,就不会跟着别人造反。这就是信任的力量。”
“但攒信任太慢了。”陈三畏说,“一件事攒一分,要攒到什么时候?”
“慢,但稳。”任东说,“快的东西,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你今天给百姓发钱,百姓高兴。明天不发了,百姓就骂你。信任不是钱,发不了。信任是种地,春种秋收,急不得。”
帐篷外面,有脚步声靠近。很轻,但在清晨的安静里听得很清楚。脚步声在帐篷外面停了一下,然后绕到侧面,停在了帐篷壁外面。那个人站在帐篷外面,隔着帆布,能听见里面的声音。
任东没注意到。他继续说。
“信任攒起来了,还不够。你还需要制度。”
“制度?”张文恭问。
“制度是规矩。”任东说,“你一个人信殿下,没用。一百个人信殿下,也没用。要所有人都信殿下,而且信的不是殿下这个人,是殿下定的规矩。规矩在,殿下在不在都一样。规矩不在,殿下在也没用。”
“先生举个例子。”赵明义说。
“分地的例子。”任东说,“殿下分了地,发了地契。地契就是规矩。地契上写着这块地是谁的,有多大,四至在哪里。不管殿下在不在,地契都在。不管朝廷怎么变,地契都在。百姓手里有地契,心里就踏实。这就是制度的力量。”
“那要是有人不认地契呢?”陈三畏问。
“打官司。”任东说,“打官司的时候,地契就是证据。你打赢了,地还是你的。制度的作用,不是让人不犯错,是让人犯错之后有办法纠正。没有制度,你犯了错没人管。有了制度,你犯了错有人管。这就是区别。”
帐篷外面,那个人站着没动。
“先生,”张文恭放下笔,“你昨天说利益和信息,今天说信任和制度。这些是全部吗?”
“不是。”任东说,“还有一样。”
“什么?”
“时间。”
三个人都愣了一下。
“时间?”赵明义问。
“对。”任东说,“所有的东西,都需要时间。利益需要时间才能兑现。信息需要时间才能传播。信任需要时间才能积累。制度需要时间才能稳固。没有时间,什么都没有。殿下在河北做的事,为什么不能急?因为时间不够。地分了,要等一季才能收。税减了,要等一年才能看到效果。徭役减了,要等两年才能看到百姓的日子有没有变好。这些事,急不来。”
“但殿下急着要结果。”陈三畏说,“朝中的人也在逼殿下出结果。”
“所以殿下才需要你们。”任东说,“你们替殿下盯着,替殿下等着。结果不是一天出来的,是一天一天出来的。你们每天做的事,都是在往结果走。走一步,近一步。走一百步,就到了。”
张文恭在纸上写了几个字:“时间——耐心。”
“先生,”赵明义问,“你说的这些——利益、信息、信任、制度、时间——放到一起,是什么?”
任东端着茶碗,想了想。
“是框架。”他说,“看问题的框架。你有了这个框架,看任何问题都能看到根子上。粮价的问题,不是粮食的问题,是利益的问题。分地的问题,不是地的问题,是信任的问题。铸钱的问题,不是铜的问题,是制度的问题。你看清了根子,就知道怎么解决了。”
“那框架从哪里来?”陈三畏问。
“从书里来。”任东说,“但不是一本书,是很多本书。你读一百本书,脑子里就有了一百块砖。你把砖砌在一起,就是框架。一本书只有一块砖,砌不成房子。你读得多了,才能砌起来。”
“先生读了多少本书?”赵明义问。
任东没回答。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,放下。
“够砌一栋房子了。”他说。
帐篷外面,那个人微微侧了侧头,似乎在听更仔细。
陈三畏又问:“先生,你说的这个框架,能不能用来解决我们手头的问题?”
“什么问题?”
“巨鹿的事。赵明义明天要去巨鹿查地。他用你的框架,怎么查?”
任东看着赵明义。
“明义,你说。”
赵明义想了想。
“利益。巨鹿的人虚报亩数,对他们有利益。谁的利益?分地的官员,可能拿了钱。大户,可能占了地。虚报亩数,是在掩盖利益输送。”
“信息呢?”任东问。
“信息不对称。巨鹿的人知道虚报了,上面不知道。我去查,就是把信息找回来。找回来了,就不对称了。”
“信任呢?”
“巨鹿的百姓不信官府。因为官府虚报亩数,坑了他们。我去查,查出真相,把地补给他们,他们就会信。”
“制度呢?”
“巨鹿的分地制度有漏洞。丈量的人没有复核,报数的人没有核查。我去查,查出漏洞,补上。以后就不会再出同样的问题。”
“时间呢?”
赵明义想了想。
“不能急。查地要一户一户查,急不得。但也不能太慢。太慢了,百姓等不起。”
任东点了点头。
“你去巨鹿,就用这个框架。利益、信息、信任、制度、时间。五个点,一个一个查。查完了,问题就清楚了。清楚了,就能解决。”
赵明义在纸上把这五个词写下来,折好,塞进怀里。
张文恭在旁边听着,忽然问了一句:“先生,你这些本事,是跟谁学的?”
任东端着茶碗,没说话。
“你说从书里来的。但我们也读书,为什么读不出来?”
“因为你们读的是书,我读的是书里的人。”任东说,“你们读《管子》,读到的是管仲说了什么。我读《管子》,读到的是管仲为什么这么说。他在齐国当宰相,齐国是什么情况?北有戎狄,南有强楚,内有分裂,外有压力。他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。你不了解齐国的情况,就读不懂管仲。你读懂了管仲为什么这么说,你就知道怎么用在今天。”
“那齐国的情况,从哪里了解?”
“从别的书里。”任东说,“《史记》里有齐太公世家,《春秋》里有齐国的记载,《左传》里有齐国的故事。你把这几本书放在一起读,齐国的样子就出来了。你把一百本书放在一起读,天下的样子就出来了。”
张文恭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先生,你这个读法,要读多少年?”
“一辈子。”任东说,“但读到一定程度,就可以用了。不需要读完一万本才开始用。你读了一百本,就可以用了。一边用,一边读。用的时候发现不够,再去读。读完了再用。循环往复,越读越多,越用越熟。”
帐篷外面,那个人轻轻走了几步,换了个位置,继续听。
陈三畏又问:“先生,你说框架是看问题的工具。那解决问题的工具是什么?”
“解决问题,不需要工具。”任东说,“你把问题看清楚了,答案自己就出来了。分地的问题,看清楚了是信任的问题,答案就是查实情、发地契。铸钱的问题,看清楚了是制度的问题,答案就是定规矩、公开账目。粮价的问题,看清楚了是利益的问题,答案就是平供需、稳市场。问题看清楚了,答案就在问题里面。”
“那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清楚?”
“因为他们被表象挡住了。”任东说,“粮价涨了,他们看到的是粮价涨了。他们看不到粮价为什么涨。分地出问题了,他们看到的是分地出问题了。他们看不到问题出在哪里。表象和本质之间,隔着一层东西。你要把那层东西捅破,才能看到本质。”
“那层东西是什么?”
“人的情绪。”任东说,“害怕、贪婪、愤怒、着急。这些情绪会挡住你的眼睛。粮价涨了,百姓害怕,官员着急。害怕和着急的时候,就看不清了。你觉得是粮食不够,就拼命找粮食。但其实问题是人心不稳,你找再多粮食也没用。”
“怎么不被情绪挡住?”
“冷静。”任东说,“站在外面看。不要把自己当成当事人,把自己当成旁观者。你是看戏的,不是演戏的。看戏的人,看得最清楚。”
张文恭在纸上写了一个词:“旁观者清。”
“先生,你说得容易,做起来难。”赵明义说,“你去巨鹿查地,能不把自己当成当事人?你是去查案的,不是去看戏的。”
“所以你要有框架。”任东说,“框架就是你的梯子。你站在梯子上,就能看到墙外面。没有梯子,你只能看到墙。框架就是你的梯子。你带着框架去巨鹿,就不会被情绪挡住。你知道你要查什么——利益、信息、信任、制度、时间。五个点,查完了就走。不跟人吵架,不跟人生气,不跟人较劲。你是去查案的,不是去打架的。”
赵明义点了点头。
帐篷外面,那个人又换了个位置。他似乎不想被人发现,但又不愿意走。
“先生,”陈三畏又问,“你说框架是从书里来的。那框架有没有可能从实践里来?”
“有。”任东说,“但你实践一次,只能得到一次的经验。你读书一百本,能得到一百个人的经验。一百个人的经验,比你一个人的经验多得多。所以读书比实践快。但光读书不实践,也不行。读书是学,实践是用。学了不用,等于没学。用了不学,进步慢。要学用结合,一边读书一边做事。”
“那先生现在是学还是用?”
“都用。”任东说,“白天做事,晚上读书。做事的时候用书里的东西,读书的时候想做的事。两个放在一起,进步就快。”
张文恭在纸上写了一个词:“学用结合。”
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。茶喝了两轮,水又烧开了一次。任东给三个人续了茶,自己也倒了一碗。
“先生,”赵明义忽然说,“你昨天说,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。那人的问题,归根结底是什么?”
任东端着茶碗,想了想。
“是生存。”他说,“人做的所有事,都是为了活下去。吃饱饭,活下去。穿暖衣,活下去。有房子住,活下去。有地种,活下去。活下去之后,才是活得更好。所以,你解决人的问题,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。百姓吃不上饭,你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没用。你先给他饭吃,他才听得进去。”
“那殿下在河北做的事,就是在解决生存问题?”
“对。”任东说,“分地,是为了让百姓有地种。减税,是为了让百姓有余粮。减徭役,是为了让百姓有时间种地。平粮价,是为了让百姓买得起粮。每一件事,都是在解决生存问题。生存问题解决了,其他问题才能解决。”
“那殿下的生存问题呢?”陈三畏问,“殿下在长安被扣住了,他的生存问题怎么解决?”
帐篷里安静了一瞬。
任东看了陈三畏一眼。
“殿下的生存问题,不需要我们解决。”他说,“殿下自己能解决。我们要做的,是把他留下来的事做完。事做完了,殿下就安全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殿下做的事,对大唐有用。有用的人,杀不得。陛下不杀有用的人。只要河北的事不出乱子,殿下就不会有事。河北出乱子,殿下才有事。所以我们把河北的事做稳了,殿下就安全了。”
张文恭在纸上写了一个词:“有用——安全。”
帐篷外面,那个人站了很久了。太阳已经升起来了,阳光照在帐篷上,把帆布照得发白。那个人站在帐篷的阴影里,一动不动。
“先生,”赵明义站起来,“我明天一早去巨鹿。你说的那个框架,我带去试试。”
“嗯。”任东说,“试完了回来报。试对了,告诉大家。试错了,也告诉大家。对了的,别人可以学。错了的,别人可以避。”
赵明义拱了拱手,走了。
陈三畏也站起来:“先生,铸钱作坊那边还有事。我先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陈三畏走了。张文恭没走。他坐在那里,把刚才记的笔记看了一遍,又看了一遍。
“先生,”他说,“你说的这些,我能讲给别人听吗?”
“能。”任东说,“但不能讲错了。讲错了,比不讲还害人。”
“我怎么知道讲没讲错?”
“用。”任东说,“你讲给别人听,别人听了去做。做对了,说明你讲对了。做错了,说明你讲错了。实践是检验对错的唯一标准。”
张文恭把笔记收好,站起来。
“先生,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张文恭走到帐篷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。任东已经拿起书,靠在书箱上,翻开了。张文恭站在那里,看着任东的侧脸。阳光从帐篷缝隙里照进来,照在任东脸上,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。
张文恭转身走了。
帐篷里安静下来。任东翻了一页书,眼睛盯着纸页,但脑子里还在想刚才说的那些话。利益、信息、信任、制度、时间。五个点,一个框架。他用了这么多年,越用越熟。但今天讲出来,才发现有些地方他自己也没想透。讲的过程,也是想的过程。讲完了,想透了。
他把书放下,站起来,走到帐篷门口。
阳光刺眼,他眯了眯眼睛。远处的洛水在阳光下闪着光,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。他站了一会儿,转身走回去,坐下来,拿起笔,在纸上写了几行字。
写的是他刚才没说透的那句话。
写完,看了一遍,折好,塞进书箱里。
然后他端起茶壶,给自己倒了一碗茶。茶是凉的,但他没倒掉,一口一口地喝完了。
帐篷外面,那个人终于走了。他走了十几步,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那顶帐篷。然后他继续走,脚步很轻,很快,像是急着去办什么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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