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 在大会上白热化的学术辩论。
第三个人是厉为民。
厉为民的发言折中一些。
他承认市场的价值,但强调市场的引入必须是渐进的、可控的,不能“一步到位”。
他用了“摸着石头过河”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比喻,说改革不能急,要一步一步来。
三个人讲完,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。
许所长看了看手表,又看了看议程表。
“上午还有最后一位发言,汉东大学陆云峥同志。”
会场上再次出现了骚动。
这一次转过头来看陆云峥的人更多了。
有人在交头接耳,有人干脆转过身来,正对着他的方向,像是在等着看一个即将登台的演员。
陆云峥站起来走向讲台。
他的步伐不快不慢。
他走上讲台,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,然后把带来的几页提纲放在桌上,他没有写完整的讲稿,只有几页关键词和数据。
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的一百五十多张面孔。
“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志们,上午好。”
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会场。
“我发言的题目是《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与逻辑》。”
台下安静了下来。
“刚才听了三位同志的发言,收获很大。
吴敬佩同志讲市场的效率,林为国同志讲计划的必要性,厉为民同志讲渐进的智慧。
三位老师的观点,各有各的道理,也各有各的盲区。”
这句话一出,台下有人微微皱眉,一个大一新生,当着全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,说他们有“盲区”?
陆云峥没有理会那些目光,继续说下去。
“吴敬佩同志说市场是有效的,这是对的。
但他没有回答一个问题,那就是市场在什么条件下是有效的?
市场不是万能的,它需要制度框架来支撑。
没有法治,没有产权保护,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,市场的效率会大打折扣,甚至会产生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后果。”
吴敬佩在台下坐直了身体。
“林为国同志说计划是必要的,这也是对的。
但他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,认为引入市场就是‘开倒车’,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。
计划和市场不是对立的,而是两种不同的工具。
工具本身没有姓‘社’姓‘资’的问题,问题在于你怎么用。”
林为国放下手中的钢笔,抬起头看着台上。
“厉为民同志说改革要渐进,这还是对的。
但他对‘渐进’的论述,太模糊了。
渐进不是慢,也不是快,而是‘稳’。
稳的标准是什么?
是社会的承受能力。
改革的步子不能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,但也不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承受能力。
这个度的把握,需要精准的判断,而不是一个简单的‘快’或‘慢’。”
厉为民推了推眼镜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陆云峥停顿了两秒钟,给台下的人一个消化的时间。
然后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。
“刚才我讲了三位老师观点的价值,也讲了我认为的不足之处。
接下来,我讲我自己的看法。”
“我认为,我国经济的转型,不是‘要不要市场’的问题,也不是‘要不要计划’的问题,而是‘如何让计划和市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’的问题。
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,我认为需要从三个层面同步推进。”
“第一,认知层面。
我们需要突破‘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’的思维定式。
这种二分法,是冷战思维的产物,不是经济学的结论。
计划有计划的优势暨集中力量办大事;
市场有市场的优势暨信息处理和激励。
两者不是敌人,是可以做朋友的。”
“第二,制度层面。
计划和市场的结合,不能靠行政命令来‘协调’,而要靠制度设计来保障。
我们需要一套制度,让计划去做计划擅长的事,那就是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、产业布局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;
让市场去做市场擅长的事暨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、价格形成、优胜劣汰。
两者各司其职,互不干扰。”
“第三,操作层面。
制度的落地,需要具体的政策工具。
比如,如何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?
不是简单地‘提高消费’,而是要找到‘适度积累率’。
这个‘适度’是多少?
根据国际经验,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,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之间是比较合理的。
我国目前的积累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五,接近百分之四十,确实偏高了一些。
建议逐步调整到百分之三十二左右。”
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。
台下有人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。
“再比如,如何缩小工农产品价格‘剪刀差’?
不是简单地‘提价’,而是要建立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联动机制。
当工业品价格上涨时,农产品价格也要相应调整,不能让农民永远吃‘价格亏’。
这不是施舍,这是经济规律-农民的购买力不提升,工业品的市场从哪里来?”
“再比如,如何优化轻重工业结构?
不是简单地‘砍重工业’,而是要改变投入的增量分配。
每年新增的投资,可以逐步向轻工业倾斜。
第一年倾斜百分之五,第二年百分之十,用五到八年的时间,把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。”
他讲得很细,每一个观点都有具体的数字和操作路径。
台下的人越来越安静。
陆云峥继续讲。
“有同志可能会问--你讲的这些,和苏联模式有什么区别?
区别在于,苏联模式是‘计划吞噬市场’,而我讲的是‘计划引导市场’。
计划不是要取代市场,而是要矫正市场的失灵。
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,比如收入分配不公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、战略性产业的培育,这些问题需要计划来补位。”
“也有同志可能会问--你讲的这些,和南斯拉夫模式有什么区别?
区别在于,南斯拉夫模式是‘市场吞噬计划’,而我讲的是‘计划与市场分工协作’。
南斯拉夫的‘工人自治’走了极端,把计划几乎完全抛弃了,结果导致了经济的失控和通货膨胀。
我们不能走那条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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